全球环境治理论文
2020-09-23 16:34:29 267
基于全球环境中公共产品的特征，本文明确将全球环境治理定义为各国无政府状态对全球环境变化的集体行动。在“雪堆游戏”的帮助下，集体行动游戏可以摆脱“囚徒困境”。 《巴黎协定》的缔结充分说明了各国态度从全球指责转向在全球环境问题上进行合作。
全球环境科学治理几乎是慈善和智慧的问题。但是，仍然应该有一个标准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来研究全球治理问题，并应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否则将只是自言自语。全球治理是由国家或经济体组成的多中心国际社会。它是为处理全球问题而建立的自我实施的国际体系，规则或机制的集合。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全球治理是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通过集体行动克服国际社会市场失灵的努力。
在澄清了全球治理问题的性质之后，可以澄清全球环境治理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各国针对全球环境变化问题采取了集体行动，试图建立具有约束力的自我执行国际协定，以避免恶化的全球环境。根据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标准，全球环境几乎是纯粹的公共利益。另外，这是具有巨大外部性的公共物品。良好的环境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但会给他们带来痛苦。实际上，在此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对称性，维护环境的成本相对集中，环境的受益者更加分散。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从表面上看，公共物品的提供有大量的供应商。实际上，任何参与者都不太可能成为影响公共物品供应的关键人物。
因此，在没有选择性激励的情况下，参与者提供公共物品的意愿不会增加，他们都倾向于选择“非贡献”策略，期望其他参与者做出贡献并享受成功。 “搭便车”心理和“囚徒困境”的终结无助于解决问题，也不是参与者追求的合作解决方案。因此，改变外部激励条件，实现个体理性与激励相容性的有效结合，是突破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途径。
1.全球环境：公共物品
保护全球环境可视为集体行动问题。起初，集体行动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它进入现代经济学领域，始于1960年代。后来逐渐成为经济学中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今天，集体行动问题已渗透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并跨越了国家和国家的边界。所有涉及公共利益，共同利益和个人理性行为的研究和讨论都不能总是避免集体行动的问题，更具体地说，就是集体行动的困境。一个基本问题。
（1）集体行动中的“理性人”
基于理性的“经济人”的假设，参与集体行动的个人将对行动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合理的计算，比较行动的收益和成本，从心理活动到参与行为必须进行动员过程。在解释集体行动的逻辑时，奥尔森指出，在诸如大型团体这样的“潜在团体”中，成员只能通过“选择性激励”来动员。但是，奥尔森否认将经济激励措施宣传为“唯一的激励措施”的可能性。根据其性质和作用，“选择性激励”可分为“积极激励”和“消极激励”，并指出“社会激励的本质是他们可以区别对待个人”。但是，在奥尔森看来，这种社会激励措施仅在少数群体中起作用。
“搭便车”的问题是集体收入是一种公共产品。在公共物品供给的博弈中，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将导致合作失败和集体行动的困境。但是，大量研究表明，惩罚搭便车是维持合作的有效途径。但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惩罚是有代价的，它还会在二阶困境中引起搭便车行为，从而导致惩罚机制的崩溃。这种情况称为二阶困境。以此类推，二阶难题解决了三阶难题，依此类推。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是社会科学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叶航（2012）基于对多主体的随机演化博弈分析，认为在不改变基本假设的情况下，即使初始人口中伙伴的比例高达100％，他们最终还是会成为搭便车者健身。人被替换。通过在公共物品博弈中引入惩罚机制，出卖者仍然可以破坏合作，直到惩罚者建立的合作体系崩溃。只有在公共物品具有高回报的情况下，惩罚行为才能获得稳定的演变趋势，稳定的惩罚机制才能有效地应对出卖者的搭便车行为，从而确保合作的连续性。
显然，成本罚款是促进博弈过程中合作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为了维持合作，还必须获得高额的公共产品回报。可以引入有关公共产品供应困境的大多数研究，以实现一次性或重复博弈参与者的合作均衡。还可以发现，参与者对公共物品的贡献水平远高于预测的“零贡献”。但是，在各种各样的实验条件和现实观察下，一旦重复实验，公共产品方面的合作水平将继续下降。因此，高层合作的持续性已经成为限制集体行动的另一个主要问题。
除了独立研究惩罚和奖赏在社会合作中的作用，或者研究个人之间的相互惩罚和奖赏外，设计一种将惩罚和奖赏结合起来的机制对合作发展的影响是也是研究的重要内容。王龙等。 （2014）重申机制设计指出了奖励对社会合作发展的重要影响。同时指出，仅靠报酬不能抵制背叛者的入侵。在一定程度上，惩罚与奖赏一样必要。适当的惩罚和报酬比可以促进最高程度的合作。实际上，一阶和二阶搭便车难题的解决将导致高阶搭便车。因此，韦谦和姜曙光（2013）在研究社会合作的动力时，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改变了社会成员的道德约束。根据大量的跨学科综合研究结果，表明人类天生就有合作cooperative赋，正是这种天赋end赋能够维持社会秩序。
（ii）集体行动中的“理性国家”
在讨论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困境时，Pang（2012）认为，由于存在异质的民族特征，霸权主义各州尝试逐步克服集体行动的障碍。在合作中对待“搭便车”现象表现出包容态度，以吸引其他国家加入合作团队。随着成员参加公共产品的成本降低，宽容和开放的态度继续存在，直到可以分担成本为止。全球公共物品是一种可以使人类和不同世代受益的最终产品和服务（或中间产品和服务）。从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供应几乎是不可能的。
全球问题与全人类的发展和福祉息息相关，任何国家都不能袖手旁观。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远远超出一个或某些国家的能力，只能依靠国际合作来解决。客观地讲，每个国家对全球问题的兴趣程度都不相同，从而导致它们愿意承担的治理成本差异更大。因此，在全球公共产品供应问题上，尤其是在成本分摊问题上，不同国家在“搭便车”还是其他问题上有不同的理性选择。关于类似于“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国际社会不是盲目批评和镇压，而是通过适当的激励措施来实现合作和分享的目标。
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无法形成和实现各国以外的统一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全球治理可以代替世界各国政府的缺席。为了解决全球问题，全球治理被迫寻找可以自我执行的机构或规则。在全球公共物品供应方面，各国对产品的类型和数量有不同的需求。即使对于相同的产品，它们也有不同的偏好程度。
因此，全球公共物品的供应需要各方之间达成共识才能达成共识。为了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然后巩固实力直到形成规模优势，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降低了治理成本。在制度安排的初始阶段，设计了“选择性激励”和其他方法来减少搭便车行为并提高各种行为者的贡献意愿。能够可以看出，参与全球治理行动的个人意愿和能力是动态变化的，基于个人求和的治理意愿和能力相对稳定，因此成为集体行动博弈之后的平衡解决方案。相对平衡的状态。在这种平衡中，如果其他国家的选择保持不变，那么任何国家都不愿意改变其战略选择。
（3）集体行动的博弈均衡
根据成本收益的基本思想，一个国家参与治理行动意味着它通过参与获得的利益不小于它支付的费用。由于公共产品的消费是非排他性的，因此即使不参与公共产品的供应也可以消费，因此各方都有很强的搭便车动机。特定于全球环境治理，除了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外，还显示出巨大的外部性，即它可以享受其他成员的成就而无需付出成本。
如果一个国家决定采用进入策略，即放弃搭便车的机会主义选择，则必须在领导人和追随者的身份之间进行选择。集体行动的领导者和追随者在行动的净利益上有所不同。当然，由于其支配地位的存在，收益的绝对价值可能会更大，但考虑到他们可能付出的成本高于其他成员，净收益不少于集体追随者的净收益。行动。当一个国家在治理集体行动中的边际收益和边际贡献相等时，它将达到该行动的最佳状态，并且不会采取新的投资行动。当一个国家发现未能履行其在集体行动中的承诺将导致更大的收获，外部制约和无法施加惩罚时，它倾向于拒绝履行其义务。这对于集体行动可能是巨大的道德风险。
第二，全球环境治理的博弈
集体行动中的博弈问题不能全部转化为囚徒困境游戏。一些游戏模型，例如“鸡游戏”，“鹰鸽游戏”和“雪堆游戏”，可以更好地描述有关合作的某些情况。从本质上讲，雪堆游戏比囚徒游戏更好地解释了合作所引起的问题。通常，基于囚徒博弈的合作分析只能诉诸于外部条件的变化，以鼓励参与者从背叛策略转向合作策略，从而形成均衡的合作博弈结果。
斗鸡比赛被广泛用于经济学和政治领域的许多竞争问题。在囚徒的困境中有一个独特的纳什均衡（背叛，背叛），双方都试图选择背叛以最大化自己在斗鸡游戏中的利益，但是当双方同时选择背叛时，他们会产生最糟糕的结果。严格来说，斗鸡游戏中没有最佳策略。当对手选择出卖时，他会配合自己的最佳选择。当对手选择合作时，个人的最佳最好的选择是背叛。因此，这场博弈中的两个纳什均衡是（合作，背叛）和（背叛，合作）。一些学者习惯于将“老鹰和鸽子博弈”与“斗鸡游戏”混合使用，因为这两个模型的平衡解是相似的，并且有两个纯粹的战略纳什均衡，即（鹰，鸽子）和（鸽子，鹰）。但是，从参加者的特征来看，斗鸡比赛中的两个人具有同质的特征。而“鹰与鸽子游戏”中的两个不同的人显然表现出异质性。
毫无疑问，无论是来自人类社会还是来自生物界，都有许多合作现象。在基于不完全理性的演化博弈框架中，博弈中个体策略的优势可以对应于某种特定个体在生物种群中的适应度，并确定该类型个体的生存能力。最后，个体策略决定了这种类型个体在长期进化，生存或灭绝中的命运。从现实的解释力的角度来看，雪堆游戏比囚徒的困境更适合于解释合作的出现。背叛者经常使用合作者对公共物品的捐款，但是公共物品的最直接利益仍然属于合作者。通常，合作者的贡献是，除非自己做出贡献，否则公共产品贡献的可能性为零，并且成本在其可以承受的最大成本范围内。
囚徒困境游戏的设计理念是“坦诚宽容，抵制严谨”。设计机制是诱使参与者选择坦率，游戏的支付矩阵可以确保出现相互背叛的平衡解决方案。理解囚徒困境的出现的关键是支付功能的设计符合游戏规则制定者的目标。这种设计可以忽略参与者本身的道德因素，无论他们是好是坏，被引导选择坦诚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至少不加重他们的道德感。在使用囚徒困境博弈时，必须考虑机构设计的目的，以便理解有关均衡解决方案的出现是否对实现设计目标有效的重要问题。如果我们使用囚徒困境游戏来解释合作的出现，我们首先要从改变游戏的支付矩阵入手，并通过严格的机制设计来确保合作的出现和长期维护。
“雪堆游戏”与“鹰鸽游戏”和“小鸡游戏”一起成为描述合作的基本游戏模型。 “雪堆游戏”的基本模型是两人对称游戏。其含义是解释合作可以使双方受益，但也有试图互相欺骗的冲动和可能性。但是，最终选择取决于对方的选择。合作是同时存在的。一个人选择出卖还是合作主要取决于另一个人的选择。随风飘雪的游戏可以形容为：在一个下雪的夜晚，两个人迫不及待想赶回家，他们正朝着彼此驶去。出乎意料的是，道路被大雪堆挡住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清除积雪才能清除道路，两个人才能顺利回家。但是，除雪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而畅通无阻的道路所带来的好处也不是唯一的。假设除雪的成本是固定的，记为C。除雪的好处也是已固定，表示为R。负责除雪的人员是合作者，骑手是旅行者，即出卖者。实际上，一个人推雪，成本由个人承担，利益由两个人分享。因此，背叛者的收入为R，合作者的收入为R-C。对于个人而言，背叛的欲望始终存在。但是由于相互背叛，他们俩都无法返回家园，而收益为零。在相互合作和除雪的情况下，个人收入为RC / 2。权衡收益，我们知道R> RC / 2> RC> 0。
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当对方选择合作，最好的选择是背叛。但是当对方选择背叛时，自己选择合作是最佳策略。在比较R> R-C> 0的情况下，雪堆博弈的平衡保证了合作者的出现，并且避免了双方背叛结果的出现。随风飘飞的模型与囚徒困境的区别在于，合作者在遇到背叛者时所获得的利益要比相互背叛时所获得的利益要高。因此，相互背叛不会成为双方的主要策略。这种机制设计确保了合作不会在系统中消亡。合作者与背叛并存的结果明显好于相互背叛的结果。从本质上讲，它仍在描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出于个人利益考虑，即使遇到背叛，合作者仍会选择合作策略。
第三，全球环境治理方面的合作
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气候变化问题。实际上，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根本无法扭转全球气候变化趋势。只要每个国家在国际协定框架内承担某些责任和义务，就有可能采取共同措施制止全球变暖趋势。气候变化领域的全球治理正在苦苦挣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雪堆游戏中的两个“人”。气候变化是道路中间的“雪球”。
早在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在日本京都举行。 《京都议定书》为各国温室气体的排放提出了具体目标，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稳定在适当的水平，以防止人类遭受剧烈的气候变化”。但是这个过程从未中断。 2009年12月，世界气候大会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由于分歧，各国仍未签署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而且，加拿大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宣布放弃遵守《京都议定书》的国家。
但是，气候变化问题已被推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受到威胁的可能性并未减少。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作为代表新兴经济体的“金砖国家”，它们为南北合作的交流与对话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中国，巴西，印度与南非结成的“四个基本国家”在巴黎气候变化会议上表达了愿望和要求，并进一步表示决心支持会议达成一项全面，平衡和有约束力的协议。因为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量决定了他们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责任，所以四个基本国家强调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重要原则。可以采取集体行动的动机。但是，发达国家也应毫不犹豫地履行其职责和义务。他们必须履行其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以应对气候变化。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放弃了先前的怀疑，并开始积极合作。从这份巴黎协定中，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公共供应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发达国家也改变了以前的态度。双方都认识到，解决全球问题的道路上没有人。无法成功。显然，发达国家不能独自承担全球环境治理的费用。此外，环境治理进程还需要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与合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逐渐意识到，忽视环境问题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环境破坏和维护环境的成本难以承受。
就像在雪堆游戏中的两个人一样，面对暴风雨的夜晚，只有选择合作，您才能最大化自己的利益。选择合作的好处远大于选择背叛。合作的理性之光消除了自私的本能。发达国家成员经济实力雄厚，但参加人数相对较少。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经济实力较弱，但参与者众多。综上所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力相当。双方可以被视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两个主要参与者。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确实是一个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和威胁选择合作胜于相互背叛。
除非有外部强制性和有约束力的强制执行规则，否则采取行动降低集体风险的机会很小。普遍的看法是，强制性全球协议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方法。全球协议是解决全球问题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只要各国领导人就关键问题达成共识，例如全球环境治理的成本分担和行动规则，气候变化将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结果，历史见证了《巴黎协定》的诞生。 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在法国巴黎闭幕。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协定《巴黎协定》已成为各方一致通过的第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以期为2020年后的全球行动做出体制安排。这次达成的《巴黎协定》有29条涉及气候改变缓解，适应，破坏，资金，能力建设和透明度轻便等等。
根据该协议，所有各方都同意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并将努力将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控制在与工业化前时期相差2°C之内，并继续努力将温度升高限制在1.5°C以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方都认为发达国家应继续率先实现减排目标。尽管发展中国家没有对减排目标提出绝对要求，但它们“鼓励”发展中国家根据自己的变化尽可能实现其目标。在此之前，发展中国家应在发展其经济的同时努力控制碳排放的增长。
该协议设定了初始减排目标，但这不足以支持实现长期目标。因此，该协议要求所有各方在未来四年内重新评估其减排目标，以便他们能够及时进行调整。该协议还规定了透明度，要求所有各方报告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减排进度，并在减排行动中给予发展中国家适度的“弹性”。根据该协议，发达国家应提供资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同时，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提出了“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底线，各方最迟提出了到2025年的新的资金支持目标。 。 。
